《房山石经》大藏经

石山房经1

石山房经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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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》,略称《房山石经》。是我国从隋代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雕制的石刻宝库。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、艺术,特别是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,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宝藏。

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,存于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。在云居寺以东,故又称东峰。高约500米,开凿九洞,分上下两层。下层有两洞,自南而北为第一、二洞;上层有七洞,以雷音洞为中心,右面为第三、四洞,雷音洞为第五洞,左面第六、七、八、九洞。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,原作经堂,称石经堂,有石扉可以启闭。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炉熔铁锢封。至辽金时,又在山下云居寺西南角开辟地穴两处,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,其上建塔,称压经塔。

房山石经由隋静琬(即智苑)发起,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,自公元605年~617(隋大业年间)开始刻造,634年(唐贞观八年)刻《华严经》和嵌于雷音洞四壁的《维摩经》、《胜鬘经》等经石146块,至639年(唐贞观十三年),刻完《涅槃经》后静琬圆寂。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还有导公、仪公、暹公和法公四人。

唐开元年间,在皇室的支持下,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(石经堂)下辟新堂两户(即今第一、二洞),镌刻石经。中晚唐时期,由于地方官吏支持和佛徒的施助,先后刻经100余部,经石4000多块,分藏九洞之中。五代战乱时期,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。从辽代开始续刻。

据1058年(清宁四年)赵遵仁《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》载,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石洞中的藏石经数量:自1027年(太平七年)至1057年(清宁三年),持续镌造《般若经》80卷,计碑240块;刻《大宝积经》1部120卷,计碑360块。此就所刻般若、宝积二大部经而言。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,仅道宗自1056年(清宁二年)至1093年(大安九年)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,应是161部,656卷,经石(缺佚除外)约1084块。

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,小碑4080通(片)。其门人善锐、善定在1118年(天庆八年)于云居寺西南角,穿地为穴,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,并造压经塔。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。金代续刻石经始于1132年(天会十年)。后1136年(天会十四年)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《大都王经》1帙(10卷);1138年~1149年(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)间,有奉圣州(今河北涿鹿)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、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;1149年~1190年(皇统九年至明昌初年),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、刘丞相夫人、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。

此外还有不知名的刻经者所刻《金刚摧碎陀罗尼经》、《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》、《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》等。金刻石经,除《大教王经》藏于东峰第三洞外,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。

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。明代朝廷修葺云居寺和石经山,万历、天启、崇祯年间,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京官居士葛一龙、董其昌等续刻石经。计划有《四十华严》、《法宝坛经》、《宝云经》、《佛遗教经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》、《梵网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等十余种。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,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,砌石为墙,将所刻经碑藏入,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“宝藏”二字,俗称“宝藏洞”(第六洞)。云居寺的石经刻造,至此结束。据近年统计,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藏石经1.4万余块。

明清以来,房山石经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。明代周忱,清代查礼、石景芬、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,都曾介绍了它的价值。但仅从碑刻书法着眼,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。1956年起,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。这些经碑,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,是可贵的实物依据。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、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、社会、经济情况,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有参考价值,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、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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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佛都信息港小熊发布于2013-07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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