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房山石经》大藏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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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》，略称《房山石经》。是我国从隋代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雕制的石刻宝库。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、艺术，特别是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宝藏。
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，存于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。在云居寺以东，故又称东峰。高约500米，开凿九洞，分上下两层。下层有两洞，自南而北为第一、二洞；上层有七洞，以雷音洞为中心，右面为第三、四洞，雷音洞为第五洞，左面第六、七、八、九洞。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，原作经堂，称石经堂，有石扉可以启闭。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炉熔铁锢封。至辽金时，又在山下云居寺西南角开辟地穴两处，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，其上建塔，称压经塔。
房山石经由隋静琬（即智苑）发起，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，自公元605年~617（隋大业年间）开始刻造，634年（唐贞观八年）刻《华严经》和嵌于雷音洞四壁的《维摩经》、《胜鬘经》等经石146块，至639年（唐贞观十三年），刻完《涅槃经》后静琬圆寂。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还有导公、仪公、暹公和法公四人。
唐开元年间，在皇室的支持下，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（石经堂）下辟新堂两户（即今第一、二洞），镌刻石经。中晚唐时期，由于地方官吏支持和佛徒的施助，先后刻经100余部，经石4000多块，分藏九洞之中。五代战乱时期，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。从辽代开始续刻。
据1058年（清宁四年）赵遵仁《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》载，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石洞中的藏石经数量：自1027年（太平七年）至1057年（清宁三年），持续镌造《般若经》80卷，计碑240块；刻《大宝积经》1部120卷，计碑360块。此就所刻般若、宝积二大部经而言。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，仅道宗自1056年（清宁二年）至1093年（大安九年）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，应是161部，656卷，经石（缺佚除外）约1084块。
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，小碑4080通（片）。其门人善锐、善定在1118年（天庆八年）于云居寺西南角，穿地为穴，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，并造压经塔。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。金代续刻石经始于1132年（天会十年）。后1136年（天会十四年）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《大都王经》1帙（10卷）；1138年~1149年（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）间，有奉圣州（今河北涿鹿）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、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；1149年~1190年（皇统九年至明昌初年），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、刘丞相夫人、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。
此外还有不知名的刻经者所刻《金刚摧碎陀罗尼经》、《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》、《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》等。金刻石经，除《大教王经》藏于东峰第三洞外，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。
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。明代朝廷修葺云居寺和石经山，万历、天启、崇祯年间，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京官居士葛一龙、董其昌等续刻石经。计划有《四十华严》、《法宝坛经》、《宝云经》、《佛遗教经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》、《梵网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等十余种。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，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，砌石为墙，将所刻经碑藏入，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“宝藏”二字，俗称“宝藏洞”（第六洞）。云居寺的石经刻造，至此结束。据近年统计，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藏石经1.4万余块。
明清以来，房山石经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。明代周忱，清代查礼、石景芬、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，都曾介绍了它的价值。但仅从碑刻书法着眼，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。1956年起，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。这些经碑，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，是可贵的实物依据。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、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、社会、经济情况，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有参考价值，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、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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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家整理：佛都信息港小熊发布于2013-07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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